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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影片拍摄于香港回归大陆的那年，不免多少会反映出导演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各种想法和看法，使我们看到香港人文化归属感的蛛丝马迹。怎样捕捉到港人对回归大陆的看法呢？香港作为一个英殖民地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回归前官方语言是英文，在过去的这一个多世纪中，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在与英政府、清政府、国民政府、共产中央政府等不同政体的互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的文化当然相对来说要复杂的多。

这种复杂、扭曲的文化所属感也反映在何宝荣和黎耀辉扭曲的关系上，耀辉与父亲扭曲的关系上。耀辉最后决定回香港父亲身边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去世的消息。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归属感是一股双向运动的正能量和负能量。它是一个矛盾。人是这样，爱是这样，家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文化认同即给一个人带来一种归属感，但随之而来是责任、忠诚、与无私的奉献。再随之而来的可能有积怨，不满、不信任、甚至背叛或者逃离。这种能量的分布完全地反映在两位手持英国护照的香港男青年的恋爱关系中。他们呆在一起要吵，分开了以后又想，颇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趋势。他们可以说是恋人，但在一起并不幸福。这也是一种中国大陆和香港存在问题的关系，又爱又恨。

据说导演是这样解释两个人物的关系的：耀辉是飞机场，宝荣是飞机。飞机需要机场降落才安全。从一个比喻的高度来讲，很多关系也都是飞机和飞机场的关系。宝荣总说，“我们再重新开始”。但每次降落在耀辉这个机场后，不久又要起飞离开。耀辉的父亲能原谅他偷钱吗？耀辉能重新降落在香港，跟父亲重归于好吗？香港能重新降落在中国大陆，回到祖国的怀抱吗？这些关系中充满了难言的感情纠结。在阿根廷，不管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儿歌舞厅，还是在伊瓜祖大瀑布，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光游客，而是在逃避现实，把自己流放到异国他乡，从而能够重新找到自己，在回国或者回家着陆。电影结束时，我们看到耀辉又回到香港。

台湾的小张因为不愿意跟父亲一起在台北卖小吃，一口气跑到了南美洲的最南端。他也不是一个观光客。他想通过旅游来化解心中的烦恼和不快。他非常能够理解和同情耀辉的处境。他有过人的一技之长，能听得出来人们话语中的细腻的情绪。虽然耀辉在小张的录音机上并没有说什么，但小张却能听出耀辉在低声哭泣，心里一定有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很多人们心灵中的东西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三个中国人的年轻人侨居阿根廷，在那帮旅游社拉客，陪客跳探戈儿舞，在屠宰场打工，无非是想要创造一个远离自己问题的安全距离。这个距离对于一个人的文化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春光乍泄”虽然短暂，但确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反复出现的“乍泄”，我们就不清楚一个人，一个地区，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