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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活着》张艺谋

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把20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重现为一种历史的偶然。张艺谋从很多小的剧情细节不断颠覆理性的历史观。从福贵一家的个人视角我们看到的社会变迁只不过是生死轮回的重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再现,和成败功过的巧合。随着事件的发生,这些传统宇宙观历史观中的规律越来越明显。我们看不到好人和坏人,国共内战的必要,关于土改政策设计,进行大跃进的政治背景,发动文革的历史原因。

福贵是一种符号。熟悉道家老子庄子思想和佛教思想的人不难觉察到富贵、龙二的大起大落说明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证明人在自然界的微不足道。虽然他们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屡屡失败。人算不如天算。不管这些小人物怎样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也脱离不了人生的苦海和因果的报应,原因就是他们的不能戒欲,不能看破红尘,拿得起来却放不下去。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富贵在赌博。其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赌博,因为输赢常常不是人可以掌握或者驾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龙二对福贵家房子的占有成了他土改中被处决的原因。春生对开车的热爱成了他终生的遗憾。福贵暂短的失落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能够重新做人。福贵为了讨好县委书记(春生)显得政治积极,把睡梦中的儿子背到大跃进炼钢工地,结果被疲劳驾驶的春生撞死。凤霞跟二喜结婚生子,结果乐极生悲,母亲在孩子出生后死去,完成生死的轮回。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和转折都是在强调一种宇宙观

余华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题目都是《活着》;为什么这个题目?故事跨越了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上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几千万人。他们死于战乱,革命,大跃进,阶级斗争。但是张艺谋/余华不把福贵一家人的苦难放到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宏大叙事中,而是重新向国人介绍传统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代文化的畸形显露出来,才能让中国人感受到他们为现代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也就是说,福贵一家的遭遇让大家重新看到生命本身的价值,“活着”的价值。跟传统佛教道教一样,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是一种神话。为了这些新的信仰,成千上万的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可是张艺谋要强调的不是这种牺牲精神,更不是现代化的必不可免,而是社会变革的沉重代价。福贵一家在所有政治运动,军事行动,经济变动中屡屡遭难,逃过一劫又一劫,并没有搭上去共产主义的快车。“小鸡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牛变成了火车和飞机”这样的神话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为了实现这些神话,人们常常会忽视生命本身的价值,也就是“活着”的重要性。